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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题目:晚清疆臣刘树堂(上)

桂云峰

第892期

刘树堂(1830—1903),字景韩,号仲良,生于云南永昌府保山县,监生。以战功保荐,历任署直隶清河流、署天津道、江苏分巡盐法江宁道、江苏按察使、福建布政使、浙江布政使、河南布政使、河南巡抚、署河东河流总督、浙江巡抚。因其祖上系清初由宣城游幕云南,光绪十九年(1893)6月,时任浙江布政使刘树堂上奏朝廷,申请将籍贯改回宣城,因此是晚清宣城少有的封疆大吏。刘树堂砥砺下僚多年,中年得以权篆地方,擅军务、精河务、通经济,在晚清政坛有实业兴国头脑及抵制外侮的精神。其人才情颇高,诗画兼优,尤工书,有《师竹轩诗集》《滇南字画录》及摹本《双清堂石刻》等作品存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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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为浙江兰亭刘树堂题写的“尽得风骚”匾

一、生于仕宦之门,攀亲亓官之后

刘树堂之父刘元绩(?—1876),字鉴水,道光十四年(1834)举人。初授甘肃平罗知县,再转平凉碾北知县。咸丰元年,因承审雍沙番案晦气,刘元绩与甘肃总督琦善等多位官员一同落职坐牢。咸丰二年(1852)4月,经大学士、刑部与军机处查明刘元绩与知府桂昌等数位官员“承审仅只数日,并未随同定案”。不久,刘元绩被平反昭雪,官复原职。咸丰十一年,刘元绩被任命为甘肃礼县知县。

同治元年(1862)冬,陕西回民叛乱,烧杀抢劫,挑起严重的回汉对立,史称“陕回窜甘”。那时回兵号称有十万之众,一时席卷陕甘数郡,阵容蔚为浩荡。为了应对西北各地蜂拥而起的回民叛乱,刘元绩在礼县县城主持修筑了醮台,以作警戒之用。同治二年(1863)2月,宁远回民头目张满喇入礼县东部盐官镇,并联络器械8堡回民叛乱。3月,张满喇等攻陷礼县铁集寨,刘元绩率民团与张满喇鏖战于长道镇,官兵惨败,刘元绩坐罪被免①。

同治三年春,刘元绩再度起复,补授为秦安知县。面临陕回的南下袭扰,刘元绩的职责除了守土,还要供亿朝廷西征军粮草,并协同多隆阿手下陕西提督雷正绾、甘肃提督陶茂林配合围剿回兵。8月,秦安被回兵所围,而此时雷、陶两军始由平凉进剿弓门镇、张家川,直到11月,两军先锋才抵达盐官镇回兵据点。而此时的刘元绩,已经在兵饷交绌的情况下组织军民在秦安撄城恪守了70多天。

十万之众麋集秦安境内,大战一触即发,小城马上人心惶惶。面临晦气的局势,刘元绩亲访三帅,并约法三章:驻军虐待乡民,请以军法从事;如糗粮不备,唯元绩是问。由于纪律严明,军民协力,回乱最终被彻底清剿。同年12月,由于守土有功,解运粮饷得力,刘元绩晋升为同知衔并许带蓝翎②。刘元绩共三辅秦安,同治五年被议革职后不久即复职,任期一直到同治十二年(1873)夏因病致仕。

刘树堂之妻孔祥淑(1847—1886),字齐贤,山东曲阜孔氏74代孙孔蔼亭之女。6岁随兄弟师从袁石斋,7岁有过人之语,10岁随父到河南开归道任上。不久,孔蔼亭丁忧,回家居丧。服阙后,于咸丰十一年(1861)量移云南迤东道,那时孔祥淑只有15岁。

然而就在孔蔼亭举家南迁刚走到关中,得知了云南、四川疆域的大关县爆发了蓝大顺农民起义的新闻。在这种情况下,孔家再举家往南已经不合时宜。孔蔼亭最终决议自己单骑赴任,将家属放置在其叔祖、陕西武功县令孔泾石衙内。

在武功县,聪明伶俐、知书达理的孔祥淑受到了曾叔祖泾石公的悉心教育,除了修己御众之道,孔祥淑尤其在诗文方面进益飞快。滇南局势稳固后,孔祥淑随即同家人入川黔游学,五年之间得山河之助而诗学大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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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治九年3月(1870),刘树堂迎娶了大家闺秀孔祥淑,这一年孔24岁,刘40岁。此时的刘树堂,仍然只是直隶首府保定的一名候补官员,“家计窘甚”,但孔祥淑并不因此而埋怨。她以为做持家女人,开支用度应该该减的减该汰的汰,“做女人要脱女人气”,她甚至不惜典当自己的妆奁用来归还借贷。

光绪十二年夏8月,孔祥淑去世,年仅40岁。刘树堂叹息她“明大义,顾大局”“天性纯厚,孜孜为善”③。刘树堂辑孔祥淑诗作八十余首,厥后编成《韵香阁诗草》一部撒播于世。

二、权篆直隶两道,廓清算教实质

保山位属云南迤西道,文化及科举相对落伍。因科场晦气,弱冠之后的刘树堂游学川、黔、湘、鄂各地,后辗转于京城,为权臣肃顺所识,为“肃门十四子”之一。辛酉政变,肃顺等人被西太后处死后,其门人纷纷转投他人。那时,太平天国战争还没有竣事而捻军复起,刘树堂毅然弃笔从戎,投身曾国藩幕下。同治元年(1860)始,刘树堂在黄河以北(河阳)湘军军营中襄办军务,时间达三年之久,不久就因功被保荐为候补官员。正如他在诗中写道“就征参帷幄,刁斗靖京畿”“云我久从征,三岁志不移”。

同治八年(1869)7月,曾国藩在写给李鸿裔的书札中写道“刘树堂在候补各员中独觉书味盎然。三月中委办海运,顷间回省,呈出手记各务,事理亦尚通达,未来或可陶成令器”④。曾国藩以善于识人著称,但他谈论下属一直惜墨如金,而对于刘树堂,却以为他“书味盎然”,且老成练达,表现出有意种植之心。

刘树堂书法

同治九年(1870)8月天津教案之后,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。那时李鸿章在直隶大办洋务,刘树堂因才干出众被任命为直隶练饷局总办。光绪二年11月,有御史弹劾刘树堂丁忧之后仍留局差,并照常宴会,实属“钻营差事”“忘亲逗遛”“有玷官箴”。直隶总督李鸿章因此上奏朝廷:刘树堂原籍云南,因贼匪梗道,呈请在直(直隶)庐墓,不必扶柩南归。

光绪五年(1879)春,刘树堂首署直隶清河流,那时他的行馆设在西淀一带。此年炎天,洪水泛滥,燕南一带几成泽国。他在诗中叹道:“春到燕南十二桥,青青柳色画难描,哪知翠柏经霜后,也向长堤学折腰。”由于筹赈议堵成效甚微,他深感自己“愧无裨补”,面临灾民“更有哀鸿那边宿,横塘花里一灯明”的惨景,他深深自责,体现了为政者体贴民生的情怀⑤。

光绪九年(1883)3月,刘树堂再署直隶天津道。这年年头,“在理教”在京城前门外公所举行摆斋等流动,御史李璲上奏请求朝廷核办。李鸿章接到军机处寄来的密谕,立刻传唤署理天津道刘树堂等人来到署中,要求其不动声色,严切察访。

经查,天津一带很早就有在理教流传,“以戒人吸烟饮酒为事”,其主因是从外洋输入的鸦片“足以致病戕生”。刘树堂报称,天津入教信徒多数“皆有身家恒业”,并非惯于斗殴滋事的无业流民。该教虽然“信之者众”,组织却很松散。更主要的是,在理教并无“妖言邪术、踪迹诡秘、诱惑愚民情事”,与朝廷明令查禁的“邪教”有区别,因此刘树堂以为:理教“实与白莲等教聚众为非者迥然不同”。李鸿章接到天津地方禀报后,即上奏“免其拿办”。李、刘之举,解释清廷默认了在理教的合法性,使得在理教一举成为盛行天下的大教派,并使得该教加倍趋向于社会公益及社会拯救,对维护晚清社会稳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
刘树堂署直隶天津道后,妻子孔祥淑随夫偕行。此年秋,洪水泛滥,直隶、山东、河南三省洪水汇聚天津,而天津又无堤可防。在这种情况下,孔祥淑“出蓄以给”,购料护堤。这年冬天,饥民四起,天津粥厂人满为患,有人劝刘树堂“远而止之,择而收之”,但孔祥淑却向刘树堂建议“增场便果”,效果救活了无数穷苦的国民。同年9月,刘树堂竣事署任,这时朝廷所拨付的赈灾款剩余尚巨。根据晚清老例,刘树堂可以将这笔巨款视为自己的待遇据为己有,但孔祥淑执意将所有余款留给后任,天津的孤儿寡母们因此多有得益。

光绪十年(1884)6月,内阁学士徐致祥上奏,保荐选举署天津道刘树堂才德卓异。那时,由于直隶清河流史克宽修河不善,玩视民瘼,被太常寺卿徐树铭弹劾,刘树堂得以再署直隶清河流⑥。

在第二次清河之任上,他千方百计筹集资金,兴修水利,政声颇著。清河之任竣事后,刘树堂脱离直隶,转任江苏分巡盐法江宁道。光绪十五年4月,江苏按察使陈钦铭因病去职,刘树堂如愿升任江苏按察使。光绪十六年2月,刘树堂再升福建布政使。

(作者系宣城市香兴食品公司销售司理,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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